研究成果

滕泰:从新供给周期理论视角看稳增长之道

来源:《新经济导刊》发布时间:2020-05-21
文/滕  泰     发表于2020年第1期《新经济导刊》
 
在经历了2010年以来连续十年增速下行之后,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让中国经济稳增长、稳就业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

如何才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逆周期调节,确保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必须认识到站在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是供给结构老化和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下降。因此,短期可以采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稳增长,但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下行周期的长期根本动力,还应该是用改革的办法推动供给结构升级。
 
一、总需求不足理论对中国经济决策的影响
 
19世纪的工业化早期阶段,西斯蒙第和罗伯特·欧文几乎同时发现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他们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引起的,在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家会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直到引起生产过剩;而工人却因为被榨取了剩余价值而购买力不足,结果造成全社会消费不足。19世纪中期,上述理论被卡尔·马克思进一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计划经济的思想。

以西斯蒙第、欧文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理论,实际上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经济危机的解释,还不是完整的经济周期理论。从消费不足来系统地解释经济周期并成为主流经典理论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货币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等三大定律会造成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进而造成总需求越来越低,并引起生产过剩和失业,且单靠市场的自身力量无法恢复均衡,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按照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是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积极的干预来调节总需求,从而提供一个政府干预经济以摆脱衰退的有效解决之道。

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较大的不同。虽然二者都从生产过剩或总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在进一步解释如何形成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并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因而造成相对生产过剩,凯恩斯则强调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心理定律造成需求不足。至于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二者都强调政府干预,但是对于干预的方式则又各自有截然不同的办法:马克思提出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解决之道,而凯恩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没有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作为市场力量的必要补充。

二战以后,计划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同时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干预经济,而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采用了计划经济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计划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又几乎同时受到严峻挑战。苏联和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低效率甚至经济困难;而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也陷入“两难”选择——既需要扩张性政策来战衰退,又需要紧缩性政策来抗通胀。

尽管有上述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以上两种总需求不足理论都对中国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许因为在主张政府干预等方面的相似性,中国决策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自然地拿起凯恩斯主义的工具来部分替代传统的计划手段来对经济进行干预。结果,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计划干预措施,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相关问题。比如,每一次总需求刺激措施都会留下越来越多的政府债务和结构性问题;每一次货币紧缩措施都会伤害到民营企业,并造成资本市场暴跌;类似去产能、去库存这样的政策一旦在执行中变成了受计划经济思维影响的行政干预行为,还会造成大量中小民营企业亏损甚至关闭。
 
二、工业化后期总需求不足的新因素
 
新供给周期理论认为,经济的周期性上行或下行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变化造成的,但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这种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变化,既不是工业社会早期的资本家扩大再生产和工人被榨取剩余价值而造成的,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三大心理需求定律引起的,而是供给结构的变化而推演出这样的结论,首先要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开始。

有的经济学家,如卡尔·门格尔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更强调需求的主导作用,认为是需求变化导致了供给的变化,因此强调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应放在总需求上。还有的经济学家,如让·巴蒂斯特·萨伊、亚当·斯密、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和约瑟夫·熊彼特,则更多地从供给角度研究经济。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看来,供给在供需关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供给能够自动创造自身的等量需求”。

新供给经济学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核心假设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比如,在汽车发明之前,人们也希望“跑得快”,但数百年来,这种需求并不能创造出现实中的供给。只有当德国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时,汽车才创造了自身的需求。在天空翱翔是人们千年的梦想,但是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飞行只能存在于神话中。只有当技术不断发展,创造了“新供给”,带来相应产品或服务的支付意愿,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新需求”。当然,就短期而言,需求也会影响供给,但从长远来看,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相反。

在一个供给结构不变的市场中,需求随着价格、收入、利率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用公式表示:D=f(P,I,R…),其中,D代表需求、P代表价格、I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而在供给结构快速变化的经济中,市场需求的变化不仅受到价格、收入、利率的影响,还受到新供给的影响,因为新供给会创造出新的需求。用公式表示:D=f(P,I,R,NS…),其中,NS代表新供给。

基于以上假设,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同等数量的需求”只是一种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成立的。

首先,供给过剩会造成供给不能创造等量的需求。从收入的角度看,总收入等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总收入,即:总收入=工资+租金+利润;但实际上,当经济总体供给过剩时,这个公式应该是:总产出=工资+租金+利润+存货。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下,供过于求,导致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过剩的供给显然不能够创造出自身的需求。
其次,即使在经济总体不过剩的情况下,当出现供给老化时,也会造成产品滞销的现象,降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此时供给也不能够创造出与自身等量的需求。

正因如此,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本身也是供给结构的变化决定的:当新供给主导供给结构,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上升,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效需求,总需求逐渐大于总供给,则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上升;反之,当老化供给主导了供给结构,且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下降,一个单位的供给会创造越来越少的有效需求,结果当总供给逐渐超过总需求,经济增速下行。
 
三、中国经济连续十年下行的根源和解决之道
 
从供给结构来看,中国经济2002-2007年呈现出明显的供给扩张特征,包括以房地产、汽车、家电、手机等消费品为代表的供给扩张,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供给扩张,以及通信、互联网、新传媒、新零售等新经济的供给扩张。在该阶段,1个单位的有效供给能创造出大于1或递增的有效需求,整个经济呈现出繁荣和扩张的特征。

2008年以后,中国的供给结构呈现出较多的供给成熟特征,前述行业如钢铁、玻璃、水泥、电解铝、汽车、家电等供给创造需求能力都有所下降,整个经济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也有所回落,但是总供给仍能创造出大体等量的总需求。
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供给老化特征,不仅水泥、电解铝、钢铁、煤炭、化工等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而且很多消费品如黑色家电、日用化工、汽车、房地产等很多行业都先后进入供给老化阶段。个别供给老化行业,如汽车,在2018年中期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

一旦经济进入供给老化阶段,如果再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刺激总需求,虽然短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在供给老化产业中投入的要素越多,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越低。过度的人为扩大投资,往往会在供给过剩产业沉淀大量的资金、闲置劳动、闲置资源、闲置固定资产等,结果每一轮扩大总需求的刺激政策之后,整个经济供给创造需求的系数就会进一步下降,并使得经济内生增长动力随之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连续十年增速下行,从2010年一季度接近12%的增长率持续下滑到2019年第四季度 6%的边缘。

显然,在工业社会早期或中期,供给老化的特征不明显,因而用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办法刺激还是有效的。但在工业化后期阶段,面对供给结构老化造成的经济增速下行,不应一味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来刺激、扩大旧经济的老化产业,而应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推动供给结构升级,提高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

那么如何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一种办法是用行政和计划手段来强令一些过剩产能的企业退出,迫使这些过剩产业的生产要素向其他方向转移;另一种办法是鼓励新供给、新动能,先有新供给的产生,再有老供给的退出。在具体推动手段上,前者必然选择行政指令和计划手段,后者则要求政府通过相关领域的渐进式改革,用市场化的手段引导生产要素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领域加快向新供给形成、新供给扩张领域转移,通过推动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更倾向于后者,即用渐进式改革的办法推动供给结构升级。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新供给替代老供给的过程,应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完成。正常的先后顺序是,先有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再有老化供给的退出。虽然新供给的扩张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但对老供给的破坏性力量应该来自新供给的竞争,而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新的需求不能从财政或货币政策刺激中获得,而应由新供给创造出来。政府在推动供给结构转型中的角色,一是放松管制、反垄断和减税,为新供给开“绿灯”;二是消除对土地、劳动、资本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四、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下行周期的新动能

 
对于供给老化造成的经济持续下行,最终通过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结构升级走出衰退、迈向新经济周期的典型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

在20世纪60年代末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美国经济一度进入一个比较典型的供给结构老化阶段,无论是钢铁、汽车、铁路还是石油化工行业,几乎都进入供给老化阶段,因此从1969年到1982年,美国经历了长达13年的经济下行。期间,美国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负增长,除了石油等供给冲击和前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的负面影响,根本原因在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供给成熟和老化阶段: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在1966年达到91.6%的高点后,一路震荡下行,降到1970年的75.5%、1975年的71.7%和1982年的68.8%。与此同时,能够带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兴产业还没有充分形成,美国进入了供给结构升级最艰难的时期。

在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以放松管制、反垄断、减税、降要素成本为主的供给侧改革之后,美国经济的活力逐渐恢复,但是真正引领美国经济步入长期上升周期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现象——以互联网信息技术、新材料、基因技术等一些列新供给为突破,让美国经济进入十年的持续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时代。

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由于以苹果、谷歌、Facebook等公司为代表的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美国经济在2010年以后又进入了连续十年的新供给扩张周期。

相比之下,中国当前的供给结构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有一定的相似性。已经历过连续十年增速下行的中国经济,能否真正走出供给老化阶段,尽快步入新供给扩张周期?这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政府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降低要素成本、放松各行业供给约束的力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新技术、新产品等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效率,取决于中国经济供给升级的情况。

每一次传统产业压力最大的时候,经济转型动力也最强,因此也往往是新经济周期的起点。中国经济上一次比较困难、传统产业压力最大的时期是1998年,然而那一年也是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新浪、网易、百度等新经济企业的起点;2019年,虽然传统产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智能手机、5G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新能源、基因技术、新金融、新零售等新技术的突破和新产业的爆发,以及这些新技术在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中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必将引领中国经济走出供给结构老化主导的经济下行期,逐步走向以新供给扩张为特征的经济新阶段。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